當台灣人試圖用某些語言、風俗習慣、文化來區隔出「中國文化」與「台灣文化」時，最容易面臨的問題是：這種切割是不可能完美實現的。
語言方面，從西元前230年開始，直到現在，語言從來沒有在中華文化圈內統一過。秦始皇成功的統一了文字，但是與其說統一，其實只是建立一套標準化的官方符號（其他六國的文字不是被降級為「方言文字」，而是完全禁用），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。畢竟在當時，文字還是處於相對原始的發展階段，除了大量的象形、指示字，與少數的會意字之外，許多只存在口語中、尚未符號化的「字」，只能用現存的、數量遠遠不足的符號取代，或者說「假借」。語言的分歧，固然是因為早期農業社會的散居與自然區隔；七國文字的不統一，也標示著距離文明起源中心遠近不同所呈現出來的差異程度。簡單來說，距離周皇室越近的國家，彼此之間的文字差異越小，而明顯不同的秦國文字，則是因為距離遙遠、地形區隔以及文化與種族上的不認同（六國視秦國為蠻夷之邦）。此後，長期處於農業社會的中國，因為帝國的中央集權始終存在，在文字的統一上更形強化（科舉制度出力最多）；語言上，雖然經過兩千年的影響，與中原（黃河中下游）的距離依然影響著地方方言與官話（普通話，標準漢語；北京話則是北京周邊區域的方言）的靠攏程度，但也有某種程度的靠攏。雖說「天不怕、地不怕、就怕老廣講官話」，把現行的中國各地方言做比較，在相同文字內容的前提下，還是能發現發音上有脈絡可循。這股語言與文字的脈絡，隨著兩次前往台灣的大量移民，流向台灣，擠壓的原本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語，並將後者降級為方言。進入工業乃至後工業社會的台灣，其高級文化的文字，是一脈相承、可追溯至西元前的方塊字，語言也是近代中國官方使用的漢語。要進行切割，只能試圖提高閩南語的地位。這個手段的窘境是語言與文字的不連續，因為現在閩南語──或者說台語──已經是純粹的口語語言，難以用文字做精準的呈現。雖然某些人試圖造字，但是，或者用現有的漢字做結合、調整，或者用羅馬拼音，都使的台語化的文字與現行習慣更加脫節。簡單來說，這樣的手段，只會讓台語的方言地位更加確定，也更加小眾。
風俗習慣與文化方面，雖然龐雜瑣碎，又容易因為地方習慣與時代背景的不同所改變，但是，粗略以兩個時代做比較：現在的台灣風俗習慣，以及大正10年／民國10年／西元1921年，由時任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官的片岡巖所著《台灣風俗誌》做比較，會發現：越是有濃厚宗教、傳統儀式色彩的風俗習慣，其變化程度越低，完全沒有變化的也歷歷在目。日常生活的變化，主要是因為經濟型態轉變而有道具上的不同（如服裝、飾品）或文化演進（如鴉片、纏足）。食物上，則是幾乎沒有改變，除了番薯簽、豆簽、沫蝦油、檳榔芽、藤芽等，現在的台灣已經極為稀少。這個部分，一方面台灣人已經將它們視為傳統的必要元素，另一方面它們與東南沿海乃至中原地區的習俗，又有大同小異之處。要說巧合那是掩耳盜鈴，要尋找出真正地方特有的文化，又極為稀少。曾經有試圖將歌仔戲做為台灣文化旗手的，直到有人提出說歌仔戲源自福建漳州「歌仔」，歌仔戲才被放過、被當成純粹的藝術。
台灣人對於這片土地的認同，有兩個問題。一個問題是不知道自己是誰（有錯亂與疏離），一個問題是不敢正視文化的臍帶。換句話說，任何一個試圖大力提倡台灣文化，試圖達成「一個台灣，一個文化」的隱性國族主義者，在我看來，都是對相對於所謂「台灣文化」的「中國文化」（不等於中華文化）的被害妄想症患者。有趣的是，一方面，他們認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，有股浪漫主義時代的回歸族群過去價值的使命感，卻不認為真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（原住民）才是台灣人，也不承認自己（或自己的先祖）也是移民；另一方面，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文化軀體中流著哪怕一滴中國的血液，又提不出有力的反證，來表明自己符合文化上的純種台灣人資格，只能訴諸義和團式的「愛台灣」口號。
更有趣的是，近陣子忽然變紅的蔣渭水先生，被爭先恐後的擺上神壇、奉為「台灣的孫中山」（所以孫中山不是台灣的，然後自動忽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的三民主義作者是誰），卻沒有人細查，這位台灣的孫中山，做為日據時代反殖民運動的領袖，中國同盟會台灣分會的成員，他當時的訴求是日本妨礙中華民國的統一。我想，當初蔣渭水被遺忘，不是因為他的作為不夠，而是因為，對早期的國民黨而言，他不是民國38年一起「轉進」來的，所以是「他們」（台灣人）；對同樣早期的民進黨而言，他提倡的是統一，而不是台獨，所以是「他們」。蔣渭水是不是台灣的孫中山，我不敢斷言，但是，他絕對是藍綠政治中的蝙蝠──獸說他不是獸，鳥說他不是鳥。現在，他終於被請出來，但是，綠的供他，供得莫名其妙，藍的拜他，又被說沒資格拜。
最有趣的是，當台灣人試圖將國族範圍縮小到與中華民國的政治範圍時，最大的動力與迫切性不是因為國族本身，而是「他們」不斷試圖將政治範圍擴張到「我們」頭上。國族主義被提倡，不是因為它存在，更不是因為它的獨特性大到足以讓台灣人理直氣壯的呼喊著「我們不一樣」。簡單的說，是為了「去中國化」，所以要「勇敢的台灣人站起來」。這種起緣於對政治危機的抗拒（即便實際上完全不相統屬）與經濟上不願意也不敢一刀兩斷的衝突，在社會上各階層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傾向：統治者的曖昧不定，商界的投懷送抱，文化界的各執一言──雖然我不認為台灣真的有這個階層，但是某群人試圖讓自己成為這個階層的發言人，並且努力的讓其他人把視線從他們與政治上的關聯性轉移開。說到底，這股騷動在台灣的出現，是因為「我們」不喜歡「他們」所以「我們」要讓自己看起來跟「他們」不一樣。與其說這是國族主義運動，不如說是農民起義推翻腐敗舊朝代後，文人史官對新朝代創始者出身的造神運動，還比較恰當。漢武帝的出生，根據《史記‧高祖本紀》的記載，是因為母親在夢中與蛟龍交合而懷孕，出生後「所居上常有雲氣」、「其上常有龍」。司馬遷為什麼會這樣寫，很明顯，如同台灣人為什麼要提倡所謂台灣文化一樣（不能說地方文化，這樣會指責為自我矮化）。
這些有趣的現象，不在於台灣人找或找不到自己，看或看不見自己，而是在於，「台灣人」從一開始就不存在。滿打滿算，就是台灣這座島的居民，如此而已。